合法的配资炒股平台 吹响中国诗歌革命号角！黄遵宪如何“我手写我口”？

在当今全球化时代，文化交流与碰撞已成为常态，而早在100多年前的晚清，诗人黄遵宪就以他的“新派诗”开启了一场诗歌的“破圈”实验。他以外交官的独特经历，将西方科技、政治、社会现象融入诗歌，创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视野的全新诗境。

黄遵宪的创新并非全盘西化，而是坚持“旧风格”与“新意境”的融合，这一思路对今天的文化创新仍有启示——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找到平衡？

原标题：新派诗：诗界革命的序曲——以黄遵宪为中心

作者：马卫中，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

晚清的诗歌革新运动，以时间为序，可分为三个阶段：新派诗、新学之诗和诗界革命。其共同的特点是融入西方的新思想，并创造出诗歌的新境界，而实质是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反映。所以，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但其内在的目标和外在的形式，却有所不同。新派诗虽最早出现，而其进入研究者视野，多是因为后来的诗界革命。黄遵宪是最早倡导和创作新派诗的作家，又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的杰出代表。没有梁启超的竭力鼓吹，黄遵宪诗歌的价值，或许会湮没许多。这也是新派诗和诗界革命经常被混淆的主要原因。

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有“三要素”，其中新意境和旧风格都采自新派诗，唯有新语句，是受新学之诗的启迪。但梁启超对新语句和旧风格的常相矛盾，也始终未有解决的方案。可见，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天平，是倾向新派诗的。所以，人们讨论新派诗，首先要厘清新派诗与诗界革命的关系。同时，对新派诗的新意境和旧风格，也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。

诗界革命与新派诗之缘起

戊戌政变失败以后，梁启超流亡海外。1899年12月19日，他从日本乘船去美国，航行在太平洋上，凡十三天。抵达夏威夷正好是12月31日。这是一个可以静静思考的旅途，其所作《夏威夷游记》，每日所记，除琐事以外，多与诗有关。至第七日，也就是西方的圣诞节，他自称“数日来，偃卧无一事，乃作诗以自遣。余素不能诗，所记诵古人之诗，不及二百首，生平所为诗，不及五十首。今次忽发异兴，两日内成十余首，可谓怪事”。就诗歌创作之数量而言，其海上一日，已抵陆上数年。既然是写诗，那就免不了论诗。对此，梁启超似乎不再谦虚，他说自己“虽不能诗，然尝好论诗”。而这一天的论诗，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永载史册，成为文学史上闪光的一页：他所提出的诗界革命之口号，成为十年之中进步诗人追求的目标，也成为二十年之中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前奏，更成为一百二十年之中评价近代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志。当然，其提出诗界革命，是建立在对新派诗和新学之诗的总结和反思基础上的。梁启超先是说：

欲为诗界之哥伦布、玛赛郎，不可不备三长。第一要新意境，第二要新语句，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，然后成其为诗。不然，如移木星、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，瑰伟则瑰伟矣，其如不类何？若三者具备，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。

随后，他选取“宋明人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，有三长具备者”的苏轼，并举其《赠东林总长老》诗：“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净身。夜来八万四千偈，他日如何举似人”，说“真觉可爱”。可他又称“然此境至今日，又已成旧世界”。梁启超是要将宋明人之印度意境语句，更替为今日之欧洲：“今欲易之，不可不求之于欧洲。欧洲之意境语句，甚繁富而巍异，得之可以凌轹千古、涵盖一切。”只是“今尚未有其人也”。当然，在梁启超的心目中，可期之人选还是有的，那就是最早提出新派诗的黄遵宪：“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，莫如黄公度。”但黄遵宪的不足是“新语句尚少，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，常相背驰”。至于倡导新学之诗的夏曾佑和谭嗣同，倒是“皆善选新语句”，缺点则是“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、佛典语、欧洲语杂用”。以致他们的诗歌“真有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矣”，故“今日观之，可笑实甚也”。而其关键，是没有“以古人之风格入之”。缘此，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：

吾虽不能诗，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，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？要之，支那非有诗界革命，则诗运殆将绝。虽然，诗运无绝之时也。今日者，革命之机渐熟，而哥伦布、玛赛郎之出世，必不远矣。

可见，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，是作为一种理想而面向未来的。然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，便是黄遵宪的新派诗。在他看来，新派诗还没有达到革命的高度，至多属于维新，所以要有更大的变革。但是，现在一般都将“诗界革命”的提出，前置到戊戌变法之前，但又不包括新派诗，也不涉及黄遵宪。如杨天石撰写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》（第一版）之“诗界革命”条目，即称“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、谭嗣同、梁启超三人。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，他们开始试作‘新诗’”。这段文字所依据的材料，应该是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所言“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。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，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，其三十以后之诗，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。盖当时所谓新诗者，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。丙申、丁酉间，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。提倡之者为夏穗卿，而复生亦綦嗜之”。其实，诗界革命和新学之诗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譬诸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，之间有些关联，但不能混为一谈。

梁启超对新学之诗并不满意，他在《夏威夷游记》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。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，必须“以古人之风格入之，然后成其为诗”，就是针对夏曾佑、谭嗣同他们的新学之诗。谭嗣同《莽苍苍斋诗》刊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其签署即为“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”。既然此前为旧学之诗，那以后所作，则为新学之诗。谭嗣同生于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新与旧的分水岭，当在甲午战争以后。所谓新学之诗，其实是谭嗣同、夏曾佑和梁启超之间相互酬唱的游戏之作。这也是杨天石称他们三人是“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”的原因。《饮冰室诗话》所列举的，就有谭嗣同《赠梁卓如四首》：“三言不识乃鸡鸣，莫共龙蛙争寸土。”以及夏曾佑《赠梁任公》：“滔滔孟夏逝如斯，亹亹文王鉴在兹。帝杀黑龙才士隐，书飞赤鸟太平迟。”《沪上赠梁启超》：“有人雄起琉璃海，兽魄蛙魂龙所徙。”类似的作品，仅《夏曾佑集》，尚有《赠新会梁卓如孝廉》《戏赠梁启超》《寄卓如》《赠任公》等，可见他们热衷的程度。但当时的读者，大概也就是他们自己。且如果不是其朋友圈内人，或有破译之密码者，也断然无法知其所云。而今日之读者，则更有“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”的感觉。梁启超《夏威夷游记》即称：“复生本甚能诗者，然三十以后，鄙其前所作为旧学，晚年屡有所为，皆用此新体，甚自喜之。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，不甚肖诗矣。”他甚至以为夏曾佑、谭嗣同“已不备诗家之资格”。在戊戌政变谭嗣同被戕害后，梁启超等人没有了游戏的心情，也就没有了游戏的笔墨。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又说“此类之诗，当时沾沾自喜，然必非诗之佳者，无俟言也。吾彼时不能为诗，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，然今既久厌之。穗卿近作殊罕见，所见一二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。浏阳如在，亮亦同情”。所以，如果以此类诗来论定夏曾佑、谭嗣同、梁启超三人是“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”，既误解了诗界革命，又没有尊重三位诗人的主观意愿。

后来学者讨论诗界革命的发萌，之所以多言其与新学之诗的关系，而较少涉及和新派诗之间的道统，是因为新派诗之概念见诸文字，甚至要晚于新学之诗的提出。黄遵宪《酬曾重伯编修》，有所谓“废君一月官书力，读我连篇新派诗”，是今所见新派诗最早出现的出处。根据钱仲联《黄公度先生年谱》，此诗当作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。黄遵宪在是诗《自序》中说：“重伯序余诗，谓古今以诗名家者，无不变体，而称余善变，故诗意及之。”可惜曾广钧此序今已散佚，只是在徐仁铸《人境庐诗草跋》中谈到“曾重伯论诗之变，纵横上下，实大声宏，洵诗序中奇作”，知曾广钧所作《人境庐诗草序》，也竭力倡导诗歌之变。至于黄遵宪新派诗之称，是否采自“曾序”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什么是新派诗？袁行霈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论及“黄遵宪与‘诗界革命’”，称黄遵宪“从光绪三年到二十年（1877—1894），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新加坡等地。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，他明确树立起‘中国必变从西法’（《己亥杂诗》第四十七首自注）的思想，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，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”。又说“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，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，形成了足以自立、独具特色的‘新派诗’”。可见，新派诗的实践要早于新派诗概念的提出。这是19世纪末叶诗歌改良朝着新的方向突围的最早尝试。西风东渐，在晚清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且是社会潮流的总体趋势。无论是思想家、政治家，还是文学家，多会受其裹挟，至少会得其影响。黄遵宪作为外交家，其所见所闻、所思所为，应该比其他人更高一层。因此，新派诗与西学有关，是毋庸置疑的。而其萌蘖，也要大大早于新学之诗。因为有关新派诗的内涵，黄遵宪于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六月作于伦敦使署的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，就有过详尽的介绍：

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，诗之中有人；今之世异于古，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？尝于胸中设一诗境：一曰，复古人比兴之体；一曰，以单行之神，运排偶之体；一曰，取《离骚》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；一曰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。其取材也，自群经三史，逮于周秦诸子之书、许郑诸家之注，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，皆采取而假借之。其述事也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，以及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，耳目所历，皆笔而书之。其炼格也，自曹、鲍、陶、谢、李、杜、韩、苏讫于晚近小家，不名一格，不专一体，要不失乎为我之诗。诚如是，未必遽跻古人，其亦足以自立矣。

这一段话被无数次征引，以为是新派诗的宣言，甚至是诗界革命的揭橥。郭绍虞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亦予收录，并称“在‘诗界革命’的队伍中，有卓越的成就的，首推黄遵宪”，而“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，则是他诗歌改革理论的具体阐述”。不过，仔细研读此序，则知黄遵宪的新派诗，更偏向于中国传统诗学的改良，并没有直接谈到如何汲取西学的营养，至多是“旧瓶装新酒”。当后来的新学之诗倒向西学的时候，梁启超借以新派诗来平衡中西，方有诗界革命的主张。

只是黄遵宪的“自序”，对于后来诗界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并无实际的指导意义。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，几乎无人读过是文。今所见黄遵宪之诗集，其最早的版本是宣统三年（1911）嘉应黄氏后人得梁启超帮助，在日本铅印出版的《人境庐诗草》。但并没有刊载此序。1926年，吴宓从黄遵宪的孙子黄延凯所藏诗稿抄本上得见此序，遂发布于《学衡》杂志第60期。此时的中国，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，而诗界革命已经落下大幕。故钱仲联笺注《人境庐诗草》，其《发凡》称：“《人境庐诗草》凡十一卷，兹悉仍原编卷次。其《自序》一篇，集中不载，今于《学衡》杂志中录出”。而吴宓跋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，以为“是诗与序，实相得而益彰”，但亦称“不知当日《人境庐诗》刊印之时，此序何未列入”。后来，黄延凯的弟弟延缵在《与人境庐诗草研究有关的黄遵宪家族部分史实述评》一文中，对“此序何未列入”述之甚详：

1911年（辛亥年）仲雍便以黄遵宪生前手订诗稿、文稿、《自序》等正抄本交由甫赴日给梁启超主持出版。当时在日本神户当领事的黄遵楷将《人境庐诗草》黄遵宪的《自序》抽去，不让梁启超知道，而后又塞进他的一篇跋。至于出版过程的“校”“注”，黄由甫干了些什么，都可以在梁启超《致由甫》的两信中看出来。

梁氏两信在黄延缵的文章中全文转引，主要是谈《人境庐诗草》的底稿还有讹误，需要认真校勘。仲雍为黄遵宪次子鼎崇，是延凯和延缵的父亲；由甫为黄遵宪从弟，名遵庚；遵楷为黄遵宪五弟。与《自序》同时被抽去的，还有康有为所作《人境庐诗草序》：“多年后出现的康有为一九〇八年写的‘康序’，也无疑当时梁不得见而截留在黄遵楷手上。现已真相大白，就是‘康序’原稿由遵楷家属作‘墨宝’出示。”黄遵宪的《自序》，是否也被黄遵楷当作墨宝收藏？无法知晓，更不可以妄加揣测。

不过，今所见《人境庐诗草》，有黄遵楷《辛亥初印本跋》。其中涉及黄遵宪论诗，以“尝云”引其说，所录内容则与《自序》相合，文字也基本雷同：“人各有面目，正不必与古人相同。吾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，取《骚》《选》乐府歌行之神理入近体诗。其取材，以群经三史诸子百家及许郑诸注为词赋家不常用者。其述事，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、未辟之境，举吾耳目所亲历者，皆笔而书之。要不失为以我之手，写我之口云。”由此可见，黄遵楷一定是见过《自序》的。而后来之学人在没有见到《自序》之前，也多以“尝云”作为研究黄遵宪诗学观的重要依据。1923年，为纪念《申报》创刊50周年，胡适撰写了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。其评价黄遵宪，即引“尝云”，说“此据他的兄弟遵楷跋中引语”，并言“这几句话说他的诗，都很确当。但他在‘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’的方面，成绩最大”。

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《新民丛报》，并开始连载《饮冰室诗话》。其中也谈到诗界革命。他说“过渡时代，必有革命。然革命者，当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。吾党近好言‘诗界革命’，虽然，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，是又满清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。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，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”。既然诗界革命只是“过渡时代”的产物，说明梁启超仅仅将革命当作手段，而并非目的。当然，革命的标准也是可以商量的：“苟能尔尔，则间杂一二新名词，亦不为病。不尔，则徒示人以俭而已。”在梁启超看来，谭嗣同、夏曾佑的新学之诗，实在算不上革命，至多是“满清政府变法维新之类”。故其介绍新学之诗时，并没有扯上黄遵宪。而介于新学之诗和诗界革命之间的麦孟华，则为梁启超所表彰：“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，麦孺博为最巧”，其大概属于“间杂一二新名词”的典范。梁启超又称“麦孺博不多为诗，然有作必佳”，并举其“圣军未决蔷薇战，党祸惊闻瓜蔓抄”“微闻黄祸锄非种，欲为苍生赋大招”，以为“皆工绝语”。由于新名词对新意境和旧风格多有影响，故梁启超将其多寡，作为衡量诗歌优劣的重要参数。他不满黄遵宪“新语句尚少”，但也考虑到了“新语句与古风格，常相背驰”的实际情况。梁启超历数“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”，还是以为“当推黄公度”，再次说明，在新派诗和新学之诗之间，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天平，是倾向前者的。而黄遵宪作为新派诗的代表，非常自负，这也得到康有为的首肯。康氏序《人境庐诗草》，即谓其“及久游英、美，以其自有中国之学，采欧、美人之长，荟萃熔铸而自得之，尤倜傥自负，横览举国，自以无比。而诗之精深华妙，异境日辟，如游海岛，仙山楼阁，瑶花缟鹤，无非珍奇矣”。如果说“自有中国之学”就是旧风格，那么，“采欧、美人之长”，就是新意境。

新派诗之新意境

在梁启超看来，黄遵宪以外国所见所闻之题材进行创作，是“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，以供来者之诗料”的最早实践。只是当时很少与黄遵宪志同道合、且地位和影响也相副相称的诗人。能诗而又有国外经历者，实属凤毛麟角。陈三立《人境庐诗草跋》就说黄遵宪“驰域外之观，写心上之语。才思横逸，风格浑转，出其余技，乃近大家。此之谓天下健者”。黄遵宪自称是“新派诗”，而不是“新诗派”，个中滋味，也颇有英雄难觅、知己难寻的感慨。所以，人们谈新派诗之新意境，只能从黄遵宪入手，也只能以其为主。

人类的认识世界，有一个物、事、理渐进的过程，是与黄遵宪从洋务转向维新的思想路径相一致。中国诗歌最早咏及西方的，也是器物。此可追溯至明清时期来到中土的传教士。他们往往携带新异又有实用价值的礼物，以便打开传教的局面。广东的遗民诗人陈子升，就有《咏西洋显微镜》一诗，所云“大道粲中天，奇淫出穷海”，对外来的奇技淫巧，尚有地域上的抵触。至于更为常见的洋货，则是眼镜。到清代乾隆年间，随着眼镜的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遂成咏物诗的“常客”。袁枚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就有《嘲眼镜》和《颂眼镜》诗。《颂眼镜》题下自注云：“三年之中，忽嘲忽颂，伤老之速也。”而乾隆甚至将眼镜用作廷试的诗题。朱克敬《瞑庵杂识》曾录阮元《御试赋得眼镜》诗，并云：“阮元初入翰林时，和珅为掌院学士。一日，上从容谓珅曰：眼镜别名叆叇，近始知之。珅退以语元，且曰：‘上不御此也。’未几大考，诗题即‘叆叇’。元诗独工，上赏，拔置第一，不数年遂跻清要。”

到黄遵宪生活时代，国人所见的西洋之物已不局限于此类日用品，而是工业革命以后代表先进技术的工业品。黄遵宪于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在伦敦写下《今别离》四首，分咏轮船火车、电报、照相，以及东西半球昼夜相反，堪称新派诗咏物的杰作，其实都与旅行世界的经历有关。《今别离》的写作经过，潘飞声《在山泉诗话》称：庚子年（1900）黄遵宪途经香港，曾造访潘飞声，“出示诗册，中有《长相思》三巨篇，一言电线，一言轮车，一言照像，雄奇飘逸，恨未及录出”。其“三巨篇”的排列，和今日所见《今别离》有所不同。特别是所缺的最后一首，其言自然现象，与前三首内容不合。因此，此组诗最早有可能就是三首，而最初之诗题，即为《长相思》。当然，因为是“恨未及录出”，记忆是否有误也很难确定。还有电报和电线，也不是一回事。李渔叔《鱼千里斋随笔》论及《人境庐诗草》，亦称“《今别离》凡三篇”。黄遵宪晚年整理诗集，应该有一个增补和修订的过程，在钱仲联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中考述甚详。至于《今别离》的最后一首是否亦为补作，则不能断言。

《今别离》四首历来评价很高。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即云：“黄公度集中，名篇不少。至其《今别离》四章，度曾读黄集者，无不首记诵之，陈伯严推为千年绝作，殆公论矣。”关键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通生活中的寻常物，而在当时的中国，大多数人还见所未见，更不消说亲自体验，故杨香池《偷闲庐诗话》称之为“首首俱以新思想入诗”。其中轮船火车的第一首：

别肠转如轮，一刻既万周。眼见双轮驰，益增中心忧。古亦有山川，古亦有车舟。车舟载离别，行止犹自由。今日舟与车，并力生离愁。明知须臾景，不许稍绸缪。钟声一及时，顷刻不少留。虽有万钧柁，动如绕指柔。岂无打头风？亦不畏石尤。送者未及返，君在天尽头。望影倏不见，烟波杳悠悠。去矣一何速？归定留滞不？所愿君归时，快乘轻气球。

紧扣《今别离》的主题，黄遵宪选择了乘坐轮船火车出门远行之时，与爱人依依惜别的场景。是与古代的“车舟载离别，行止犹自由”有很大的不同。火车和轮船的出现，在中国是19世纪的事。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光绪二年（1876）在上海建成的吴淞铁路，虽全长仅十多公里，且运行一年后即予拆毁。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就有英国洋行的火轮船驶入广州。黄遵宪最早涉笔的火轮船诗，则是在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北上应廷试的《由轮船抵天津作》。是年，黄遵宪本应和好友胡曦同行，但“竟以邮寄屡失，遂舛日期”。而胡曦赴京途中有《火轮船歌》七古长篇一首，钱仲联以为“写当时的新东西，融合时事，笔力奇伟恣肆”，比“《今别离》要早十六个年头”，所以胡曦“可算是遵宪早年作新派诗的同路人”。

同路而先行者，还有王韬。其于同治六年（1867）经过舟车劳顿，来到英国。但王韬并无吟诵轮船的诗歌，却咏及照相。据陈玉兰《王韬年谱简编》：“同治七年……伦敦画馆为王韬摄影，悬于阁中，王韬作《自题小像》七律二首于后。”是要比《今别离》更早二十多年。王韬此前因参与太平天国的活动被清廷通缉，遂亡命海外。其所抒发的，是在异国他乡对故国的思念，所谓“异国山川同日月，中原天地正风尘。可怜独立苍茫里，抚卷聊看现在身”。当然不同于黄遵宪诗歌通过相片所寄托的爱人别离之情。这是使臣和逃犯的差异。不同的身份，其生活方式和心境自然也不同。所以，王韬在英国三年，隐居在传教士佐理亚的家乡——苏格兰的杜拉村，所作的十几首诗大多局限于此地的风土人情。如《游杜拉山麓循涧而行》《游伦敦灵园》《独登杜拉山绝顶》等，多为自然景观的游览之作，并无西方文明的介绍。至谓“山灵出奇为娱悦，令以文字相雕镌。我乡岂无好山水，乃来远域穷搜研。昨日家书至海舶，沧波隔绝殊可怜。因涉名区念故国，何时归隐江南边”。表尽有家难回的无奈。

其实，介绍西方的景物，作为文化的展示和思想的象征，其更有震撼力，也更具标志性者，则是不可移动的人文景观。就此而言，黄遵宪的诗，比之王韬诗更有价值。其旅途所见，如埃菲尔铁塔、苏伊士运河等，体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营造水平，就感官而言，具有绝大的冲击力。类似之作在《王韬诗集》中皆不曾见。因是英国归途所作，黄遵宪对欧洲的文化与科技渐次适应，已经没有了初来乍到的新异感。但是，面对这么宏大的工程，诗人还是备受震撼。其《登巴黎铁塔》篇首即称：“拔地崛然起，崚峥矗百丈。自非假羽翼，孰能蹑履上。”而自序则云，“塔高法国三百迈突，当中国千尺。人力所造，五部洲最高处也。”由于塔建成于1889年3月31日，比诗人此次欧洲之行仅早一年，登塔对于欧洲人来说也是新鲜事。黄遵宪更是异常兴奋：“嗟我稊米身，尪弱不自量。一览小天下，五洲如在掌。既登绝顶高，更作凌风想。何时御气游，乘球恣来往。扶摇九万里，一笑吾其傥。”诗的最后，作者居然要乘坐热气球遨游天空，甚至飞回中国。其《今别离》诗亦曾说“所愿君归时，快乘轻气球”。在当时欧洲，热气球大概是时髦的游乐项目，作者更是插上了想象的翅膀。而路过苏伊士运河，黄遵宪一下子写下了与之相关的三首诗：《苏彝士河》《九月十一夜渡苏彝士河》《舟泊波塞是夕大雨盖六月不雨矣》，补偿了先前赴英国途经此河没有写诗的遗憾。其《苏彝士河》云：“龙门竟比禹功高，亘古流沙变海潮。万国争推东道主，一河横跨两洲遥。破空椎凿地能缩，衔尾舟行天不骄。他日南溟疏辟后，大鹏击水足扶摇。”面对震惊世界又便捷世界的浩大工程，即便是再次相见，他还是叹为观止，兴奋无比。黄遵宪的好友吴德㴋跋《人境庐诗草》，曾借用其诗句移论其诗：“‘并世无二尊，独立绝依傍。’集中《登巴黎铁塔》诗也。作者于诗世界中，颇具此等魄力，可谓雄矣。”

黄遵宪的外交官生涯，要追溯到光绪三年（1877）赴任日本参赞。此前，他客居烟台，即已关心外事。钱仲联《黄公度先生年谱》光绪二年（1876）记其“客烟台。烟台为南北通商要区，海舶往来，习闻外事。时中英议约于此。先生感怀时局，以海禁大开，外人足迹如履户庭，非留心外交，恐难安内”。因黄遵宪在海外的身份不同于普通的旅行者，是需要处理外交事务的，所以，其新派诗，早年就有纪事之作。而纪事之作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意义，都要高于咏物之作。19世纪以后，随着美国的崛起，中美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。黄遵宪又曾担任过驻旧金山的总领事，故其纪海外之事，最为人关注的就是有关美国的诗歌。

当黄遵宪还在日本任上时，即有《罢美国留学生感赋》。是诗表面是讲外交，实质却是内政：围绕着国家的开放与否，朝廷内部所进行的一场权力斗争。诗中所咏，非美国罢中国留学生，而是中国政府在光绪七年（1881）决定将留美学生一律撤回。清廷派遣学生赴美留学，缘于曾国藩的洋务主张。黄遵宪在诗之最后有自注云：“按美国留学生于辛巳年裁撤。奏请派往者曾文正公，募集学生者丰顺丁日昌，率往者吴川陈兰彬，后派出使大臣，前监督高州区谔良、新会容增祥，后监督南丰吴嘉善，其僚友为金某。初率学生继派副使为新会容闳。哈佛学堂，亦其手造云。”罢归之事的缘起，作为当事人的容闳，其《西学东渐记》述之甚详：

一八七六年，陈兰彬以全权公使之资格，重履美土，一时携来僚属极多。中有一人曰吴子登……当区岳良辞监督职时，陈兰彬乃荐此性情古怪者以继任……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，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，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……吴既任事，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，处处吹毛求疵，苟求其短。顾有所不满意，又不明以告予，惟日通消息于北京，造为种种谣言，谓予若何不尽职，若何纵容学生，任其放荡淫逸，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，实毫无裨益。

吴子登即吴嘉善。关键是其所告之状牵涉到政治，说学生“或且效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，此种社会，有为宗教者，有为政治者，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”。还说“此等学生，若更令其久居美国，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。他日总能学成回国，非特无益于国家，亦且有害于社会”。培养什么人的问题，在中国历来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所以，吴嘉善建议：“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，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，撤回留美学生，能早一日施行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。”钱仲联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以为“容氏此记，与诗中所述略异，可互参”。而黄遵宪是从大处着眼，强调通晓西学之人才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意义：“自从木兰狩，国弱势不支。环球六七雄，鹰立侧眼窥。应制台阁体，和声帖括诗。二三老臣谋，知难济倾危。欲为树人计，所当师四夷。奏遣留学生，有诏命所司。”此等利国之计，却因官员的意气用事，致使“一语不能合，遂令天地暌。郎当一百人，一一悉遣归”。而美国上到总统，下至大学校长，都竭力挽留：“当其未遣时，西人书交驰。总统格兰脱，校长某何谁。愿言华学生，留为国光辉。此来学日浅，难言成与亏。颇有聪颖士，利锥非钝槌。忽然筵席撤，何异鞶带褫。本图爱相助，今胡弃如遗？”但均没有奏效。于是，美国还没有实施的华工禁约，成了反制中国的利器：“一旦尽遣撤，哗然称我欺，怒下逐客令，旋禁华工来。”外交就是相互之间不停的出牌。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说：“公度尝以光绪七年（1881）裁撤美国留学生，为中国第一不幸事”，并言“然至今日，尚有公然与留学生为敌者，公度闻之，感慨又当如何”。传统的思想观念若不予以与时俱进的改造，往往会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。

黄遵宪在光绪八年（1882）转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以后，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驱逐华工。黄遵宪有《逐客篇》记其事。诗自序云：“华人往美利坚，始于道、咸间。初由招工，踵往者多，数至二十万众。土人以争食故，哗然议逐之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合众国乃遣使三人，来商订限制华工之约。约成，至八年三月，议院遂藉约设例，禁止华工。感而赋此。”所谓“约成”，可见美国出台限制华工的法案，是与中国政府商订合约之后实施的。所以，中国政府事先知情并且同意，主要是无法抗争。黄遵宪为广东嘉应州人，而华工多来自南粤，旧金山又是华工聚集最多的地方。其所见闻，深有感慨，故黄遵宪自称“感而赋此”。诗歌篇首即云：“呜呼民何辜，值此国运剥。轩顼五千年，到今国极弱。鬼蜮实难测，魑魅乃不若。岂谓人非人，竟作异类虐。茫茫六合内，何处足可讬？”五千年来国运的极度衰弱，让黄遵宪体会到“弱国无外交”的无奈。由于涉及万国通商的国际规则，美国也曾派遣官员来华商谈此事，因为“骤下逐客令，此事恐倍约”。但遇到中国眼界狭隘、观念保守、态度傲慢的官员，也就没有了挽回的余地：“谁知糊涂相，公然闭眼诺。嘻嘻六州铁，谁实铸大错。从此悬厉禁，多方设扃钥”。

作为诗人外交官，纯属“管闲事”的诗歌，是有关188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《纪事》。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，居然是全民投票产生，这对于当时许多中国人而言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是诗亦有自序：“甲申十月，为公举总统之期。合众党欲留前任布连，而共和党则举姬利扶兰，两党哄争，卒举姬君。”而诗歌所记，表面上也是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混乱景象。一边是“吹我合众笳，举我合众鼓。擎我合众花，书我合众簿”：另一边则是“击我共和鼓，吹我共和笳，书我共和簿，擎我共和花”。但黄遵宪诗歌的宗旨，却是宣扬民主的思想：“吁嗟华盛顿，及今百年矣。自树独立旗，不复受压制。红黄黑白种，一律平等视。人人得自由，万物咸遂利。民智益发扬，国富乃倍蓰。泱泱大国风，闻乐叹观止。”当然，选举过程中的咄咄怪事，黄遵宪也没有回避，他在诗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反映。有一利必有一弊，过去了将近140年，美国已成超级大国，而其选举制度似乎并无改变。

《罢美国留学生感赋》《逐客篇》《纪事》，是黄遵宪记述涉及美国政治的三首五古长诗，堪称其新派诗之中最具代表性、成就亦最高的作品。而关键不仅是记事，还在于述理。其所宣扬的维新思想，要早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至少十年以上。梁启超《饮冰室诗话》云：“吾尝推公度、穗卿、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，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。”夏曾佑和蒋智由的新学之诗，应该是维新变法的产物。而黄遵宪从最早出任日本参赞，转而美国任，又转而英国任，及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在新加坡总领事任上回国。其十多年的外交家生涯，足迹遍及世界。这在当时的中国官员之中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黄遵宪善于观察，善于思考，又善于总结，其新派诗应该是维新变法的先声。徐仁铸《人境庐诗草跋》即称：“年来与主人过从，时获新理。盖主人于学无所不究，海国见闻，抉择尤精。其为诗也，独莹心灵，漭漾万有，自成格调，泱泱大风，籀而诵之，羽琌山人所谓怡魂泽颜者。”羽琌山人为龚自珍。而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更是说：“中国与欧美交通以来，持英荡与敦槃者，不绝于道。而能以诗鸣者，惟黄公度。”

新派诗之旧风格

讨论诗人的旧风格，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。诗人之宗趣各有所异，甚至多有变化，而学人的评判标准、观察角度乃至研究方法，也不尽相同。这是评价诗人和解读作品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。诗歌创作要形成旧风格，需要学识修养，而评价诗人创作的旧风格，更需要学识修养。酿酒师也许只需掌握一种酒的酿造技术，而品酒师必须知晓各种酒的风味和特点。中国的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，无论诗人，还是学人，都必须不断积累自己的学养，就好像提升酿酒和品酒的技术。梁启超“推公度、穗卿、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”，但钱仲联却以为“清末黄公度、谭复生、夏穗卿、蒋观云、梁任公诸人，倡诗界革命，任公《新民报》中有《诗界潮音集》之选。然诸人中除公度外，余皆成就未能副所期”。黄遵宪既然是新派诗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，人们探讨旧风格，还是从黄遵宪入手。

钱锺书《谈艺录》以为：“钱君仲联笺注《人境庐诗草》，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、东坡”。而《钱仲联学述》亦称：“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是对于近代诗人全集的第一部笺注著作，周作人、夏衍等人都非常重视这一研究成果。日本人甚至将由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开创的黄遵宪研究称为‘黄学’。”那么，钱仲联作为最高境界的“品酒师”，是如何评价黄诗的旧风格，又如何看待“黄学”以往之研究成果？其《梦苕庵诗话》有云：

《人境庐诗草》，论者毁誉参半，如梁任公、胡适之辈，则推之为大家，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，以为疵累百出，谬戾乖张。予以为论公度诗，当着眼大处，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。其天谷开张，大气包举者，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。抚时感事之作，悲壮激越，传之他年，足当诗史。至论功力之深浅，则晚清做宋人一派，侭有胜之者。公度之长处，固不在此也。

钱仲联又言：“今日浅学妄人，无不知称黄公度诗，无不喜谈诗体革命。不知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，无公度之才之学，决不许妄谈诗体革命。”这里注意，其所云是“诗体革命”，而非“诗界革命”。黄遵宪论新派诗，说“文章巨蟹横行日，世变群龙见首时”。可见其新派诗也着眼于诗体的变革。既言诗体革命，在形式方面当然需要除旧布新。黄遵宪早期理想中的诗体，则是绝少依傍而近乎白话。其同治七年（1868）所作《杂感》诗最后称：“我手写吾口，古岂能拘牵。即今流俗语，我若登简编。五千年后人，惊为古烂斑”。此正合创造新民体的梁启超，以及倡导白话文的胡适他们的文学主张，被“推之为大家”。胡适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亦引述黄遵宪是诗，然后说，“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。末六句竟是主张用俗话作诗了”。胡适认为，黄遵宪是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：“我常想黄遵宪当那么早的时代何以能有那种大胆的‘我手写我口’的主张，我读了他的《山歌》的自序，又读了他五十岁时的《己亥杂诗》中叙述嘉应州民间风俗的诗和诗注，我便推想他少年时代必定受了他本乡的平民文学的影响”。但《杂感》作于同治七年，称其为“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”，则为时过早。

至于钱仲联所谓“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”，其实是批评胡先骕、徐英他们与梁、胡等人针锋相对的言论。胡先骕《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》即云：“梁任公所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云：‘直至末季，始有金和、黄遵宪、康有为，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。’此语大足以证明任公之于诗实浅尝者也……黄公度、康更生之诗，大气磅礴则有之，然过欠剪裁。瑕累百出，殊未足称元气淋漓也。”而胡先骕《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则说：“至于论诗，则愈见其文学造诣之浅薄。近五十年中以诗名家者不下十余人，而胡君独赏金和与黄遵宪，则以二家之诗浅显易解，与其主张相近似故也。”其实，用接近白话、甚至俗语作诗，只是少不更事的黄遵宪率性所为。钱仲联《梦苕庵诗话》即称《杂感》乃是“公度二十余岁时所作，非定论也。今人每喜揭此数语，以厚诬公度。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”。当然，胡先骕也承认黄遵宪“创新体诗，实与其时之政治运动有关。盖戊戌变法，实为一种浪漫运动”，并说“黄之旧学根柢深，才气亦大，故其新体诗之价值，远在谭嗣同、梁启超诸人上。然彼晚年，亦颇自悔，尝语陈三立：‘天假以年，必当敛才就范，更有进益也。’要之《人境庐诗草》，在文学史上，自有其价值，惟是否有永久之价值，则尚属疑问耳”。而李渔叔却与胡先骕相反，他并不满足黄遵宪新体诗的创新，故论《今别离》，以为“除末句用‘轻气球’三字外，不见有任何新事物及字句，更无论新理想矣”。任何创作，都与语境有关。《今别离》所咏，对当时的国人而言，都是新事物。至于缺少新字句，正是黄遵宪新派诗所追求的用旧风格来抒写新意境。

当革命的诗体还没有达到“文章巨蟹横行日”，即诗体本身还没有西化，还在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方法的时候，万变其实是不离旧格律之宗的。钱仲联《梦苕庵诗话》曾称黄遵宪“以旧格律运新理想，诚不愧诗世界之哥伦布”。可见，尊其为哥伦布，关键是“新理想”。只是经历了数千年发展的中国古典诗歌，旧格律所形成的旧风格，也极为丰富多彩，几至炫人耳目的境地。而后之学诗者多有所选择，或模拟，或新变。他们一般会宗趣某种风格，当然也可能融会数种风格。黄遵宪的视野更为开阔，也就更能包容。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称：“其炼格也，自曹、鲍、陶、谢、李、杜、韩、苏讫于晚近小家，不名一格，不专一体，要不失乎为我之诗”。黄遵宪罗列的宋以前的诗人，都是一代宗师，但风格各异。黄遵宪不过是将他们当作大家名家的代名词，是和“晚近小家”相对应的。人们特别要注意其所谓“不名一格，不专一体”。黄遵宪是想广泛地汲取众家之长，即如钱仲联所说的“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”。但最后还要做到“不失乎为我之诗”，那就必须舍筏达岸。当然，文学史上所有的大家名家，诗歌风格都有自身的特点，这也都离不开他们的创新。

所谓“晚近小家”，其“小”是相对而言的。所以，影响黄遵宪诗歌的旧风格，就时间而言，更要注意清代的诗人，而从空间看，更要关心广东的诗风。钱锺书的《谈艺录》就谈到：“近人论诗界维新，必推黄公度。《人境庐诗草》奇才大句，自为作手，五古议论纵横，近随园、瓯北，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，七绝则龚定庵，取径实不甚高，语工而格卑，伧气尚存，每成俗艳。”又说“大胆为文处，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”。其言“取径实不甚高，语工而格卑”，是因为在钱锺书看来，袁枚、赵翼、舒位、龚自珍，当然还有宋湘，都是黄遵宪身边的和尚，离天边的菩萨不啻十万八千里之远。而所谓“伧气尚存，每成俗艳”，则是指黄遵宪“即今流俗语，我若登简编”所形成的烟火气。《谈艺录》后来“补订”，有所修正。曾引黄遵宪“其炼格也，自曹、鲍、陶、谢、李、杜、韩、苏讫于晚近小家”语，以为“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。道广用宏，与弢叔之昌言‘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’，区以别也”。但钱仲联《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》的看法，与钱锺书不尽一致。其先是介绍黄遵宪所景仰之天边的菩萨：“五古得力于汉魏乐府、杜韩诸家，臻于化境”，然后说，“其他从清代名家中取得借鉴的，还是不少，主要是吴伟业、宋湘、黄景仁、龚自珍诸家。”其所举虽稍异于钱锺书，但也多为乾嘉时期的性灵派诗人。由于黄遵宪无论时间，还是空间，都去宋湘不远，故钱仲联着重介绍了宋湘对其的影响：

以单行之气运用于七律，正是宋湘诗的专长，而作者生长在宋湘的家乡，很早从《红杏山房诗》中有所濡染，也是无可置疑的，所以在早期作品如《武清道中》等五律里，还明显地保存着学习宋湘诗的痕迹。古诗才气纵横之处，与其说他是近于袁枚、赵翼，毋宁说他是受宋湘影响更为符合事实。

钱仲联在此主要讨论诗歌创作方法，也着眼于黄遵宪旧风格的形成。关键是钱仲联并不赞同钱锺书“五古议论纵横，近随园、瓯北”的观点。因为在“乾嘉盛世”的光环下，或者说在“乾嘉专制”的束缚下，袁枚只是寻求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，故其诗歌多抒发个人百无聊赖的闲情逸致。如《秋夜杂诗》即称“不求勋万笏，但求酒一卮。岁月花与竹，精神文与诗”。而同样是性灵派诗人，黄景仁较之袁枚，就有更多的社会意识。如过年，在黄景仁的诗中，很难见到祥和的节日氛围。其作于清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的《癸巳除夕偶成》：“千家笑语漏迟迟，忧患潜从物外知。悄立市桥无人识，一星如月看多时。”忧郁的情绪散发在字里行间。而三年后的《丙申除夕》，更是说“一岁似风吹剑上，百忧如影堕灯前”。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，丝毫不见歌舞升平的景象。黄遵宪在这一点上与之相近，所以钱仲联说黄遵宪“从黄景仁诗夺胎而来的也有好几首，如《西乡星歌》《冯将军歌》等七古和《岁暮怀人诗》中的一些近体诗就是，不过因为青胜于蓝，人们也就忘却它的根脚了”。至于钱锺书所说的“弢叔之昌言‘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’”，江湜也受性灵派的影响，其所不喜的主要是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。而格调派专事粉饰太平、歌功颂德。由于格调派继承了明七子的衣钵，故江湜有“五百年”之云。其实，黄遵宪所强调的“我手写吾口，古岂能拘牵”，与江湜《小湖以诗见问戏答一首》的“何如学我作浅语，一使老妪皆知音。读上句时下句晓，读到全篇全了了”，如出一辙。而他们的诗风，也有相近之处，并不可以此“区以别也”。

人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两位钱先生都谈到的黄遵宪与龚自珍的关系。考察中国的诗歌史，特别是明清以后，凡强调性情的诗人多为理想主义者，都有一种浪漫的情怀。这也是他们创新的原动力。黄遵宪是如此，其所景仰并作为学习对象的龚自珍更是如此。故钱仲联在其《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》中云：“龚自珍诗对作者的影响特别显著，那种雄奇的境界，瑰丽的藻彩，风雷激荡的生气，正是当时许多古典诗歌改革者的共有特色。它们大多带有一种浪漫的精神。作为近代学术史上启蒙思想家的龚自珍，在诗歌领域里，同样成为晚清诗界维新的先导者。”是将新派诗的源头，上溯到了嘉道时期的龚自珍。钱仲联和钱锺书一样，把晚清诗歌革新的浪潮，都称之为“诗界维新”。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自称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，而黄遵宪在一个甲子以后，学步龚自珍，也创作了《己亥杂诗》八十九首。可见二位确实都属于“维新”。另外，钱仲联列举黄遵宪“从清代名家中取得借鉴的”，谈到了吴伟业。而龚自珍则有《三别好诗》，自序称“吾知异日空山，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，且悲啼，杂然交作，如高宫大角之声音，必是三物也”。其中一物，便是吴伟业的《梅村集》。是当亦属龚自珍的“古时丹”。同样，钱锺书谓黄遵宪“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”，而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则称“诗人瓶水与谟觞，郁怒清深两擅场”。其自注有云：“郁怒横逸，舒铁云瓶水斋之诗也；清深渊雅，彭甘亭小谟觞馆之诗也。”可见黄遵宪借鉴吴伟业和舒位，其旨趣与龚自珍略同。

当然，既然是新派诗，其旧风格就必须与之所倡导的新意境相融合。而黄遵宪最早提出的改造方案，就是其《自序》的相关论述。《自序》作为新派诗最早的理论追求，其通篇所论，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通变。他所要求的“胸中设一诗境：一曰，复古人比兴之体；一曰，以单行之神，运排偶之体；一曰，取《离骚》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；一曰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”，实质就是《文心雕龙》所说的“名理有常，体必资于故实；通变无方，数必酌于新声”，通俗的说法就是用老办法来翻新花样。所谓“其取材也，自群经三史，逮于周秦诸子之书、许郑诸家之注，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，皆采取而假借之”，和梁启超所倡导的“欧洲之意境语句”，则有所不同。至言“其述事也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，以及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，耳目所历，皆笔而书之”，却与梁启超的 “新意境”有着部分的契合。因为写作此序时，黄遵宪人在欧洲，其“耳目所历”，当然是“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”，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“欧洲之精神思想”。而其当时之创作，也尝试着实践其理论，即“皆笔而书之”。所以，吴宓《人境庐诗草自序跋》称“先生之作此序，实在其逝世之前十五年，序中既明言作诗之方法及旨趣，其诗自必遵照兹所言者作成”。

但此序一经发表，还是引起了争议。其关键还在于“新”和“旧”的矛盾。夏敬观《吷庵臆说》先是说“近数十年诗人，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名物，莫如黄公遵宪”。随后对其《自序》进行概括，并称“余以为其言甚是，古人写当时事，曷尝不如此”。又转言“至以文为诗，取材避熟就生，皆是旧法。即写目前之事，目前之名物，亦理所当然。今人但能貌古，不能写实，而自是本领不彀”。当然，夏敬观也感叹“其诗皆趋于雄放，以铺叙为长，乏于韵味”。夏敬观甚至说“公度殁，距今将四十年矣。其诗自今日视之，犹觉其不甚顺眼，则以胆量有余，而机组欠缺，不足以为后人模楷耳”。所谓“胆量有余，而机组欠缺”，就在于新意境和旧风格没有很好融合。而李渔叔《鱼千里斋随笔》在引述了《自序》中的主要内容后，则说“与公度同时之康、梁，皆亟推之，举以与夏穗卿、蒋观云并称，谓为新诗界三杰。余尝取《人境庐诗》读之，反复数四，以为公度之论，颇不适于诗，其言诗体之变革，亦大抵肤廓之词也”。李渔叔认为：“情者生机，法者死物，本于情者则为真诗，无所谓法度也。群经子史之书，单行排偶，伸缩离合之法，皆所以膏润一己之情绪，增益其达情而已。”但黄遵宪并不是像李渔叔所说的“使离情性以言诗，拘拘焉惟单行排偶伸缩离合之法是务”，而是将诗法当作抒写情感、寄托理想的载体。这是后来论者绝少有疑义的定论。

确实，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作为黄遵宪最早发布的新派诗宣言，其所论按照钱仲联的说法，不过是“诗界维新”，或者说“诗体革命”。他当时并没有预见清末民初历史的沧桑巨变，并由此引发的诗界革命，更无论新文化运动。但黄遵宪是晚清诗歌革新的最早倡导者，他的真正价值，就在于新意境。钱仲联所谓“至论功力之深浅，则晚清做宋人一派，尽有胜之者。公度之长处，固不在此也”，绝非虚言。黄遵宪的诗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、完整的世界，这是国人以前未见、主要是不屑见、不相见的客观存在的世界。就社会功利而言，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任何旧派诗。梁启超《嘉应黄先生墓志铭》谓其“自其少年，稽古学道，以及中年阅历世事，暨国内外名山水，与其风俗政治形势土物，至于放废而后，忧时感事，悲愤伊郁之情，悉托之于诗”，故其诗“阳开阴阖，千变万化，不可端倪”，乃“于古诗人中，独具境界”。这也是《饮冰室诗话》谓“公度之诗，独辟境界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，群推为大家，公论不容诬也”的根本原因。无论是“独具境界”，抑或“独辟境界”，都强调了新派诗的新意境。

从这一角度认识黄遵宪为中心的新派诗的价值，他最早吹响了诗歌革新的号角，堪称诗界革命的序曲。

【频道编辑】李晓霞 莫群

【文字校对】华成民

【值班主编】刘龙飞 郭芳 

【文章来源】“岭南文史”微信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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